当下，全球经济何时能够实现复苏正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其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更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哪些潜力？它能否克服短期挑战，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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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有很多讨论，您怎么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黄育川：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至少着眼于未来4—5年，而不是仅仅聚焦于眼下的短期经济周期。目前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在未来几年的年增长率可能只能达到3%或2%，他们的依据是中国近几个月的年化环比增长数字，这些数字确实不太理想。

那么，中国在未来5年到底能否实现可持续的、较高速度的增长？我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仍然拥有显著的增长潜力，只要正确解决现有的一些问题，中国仍会在至少未来10年保持5%到6%的增长速度。

环球时报：您所说的中国所拥有的“显著的增长潜力”指的是什么？该怎样发挥出这些潜力？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黄育川：可持续的增长不仅是指环境和能源上的可持续，也是指财务上的可持续。首先来分析一下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过去很多年中，住房的建设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的驱动力之一，但考虑到中国人口总量增长情况，房地产未来很难再扮演这个角色；贸易出口扮演的角色也会下降，因为现在美欧的经济增长都在放缓，他们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也在放缓。

提到扩大消费，减税、扩张性货币政策、降息等都是被广泛讨论的方法。不过我认为这些措施产生的影响都会是短时的，有一个方法能更可持续地、更长期地促进国内消费，即对户口制度的改革。

目前，在上海、深圳等中国大型城市中，可能有30%—40%的劳动力没有户口，这些家庭的消费比有户口的家庭消费低30%以上，因为他们在房屋、汽车、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消费都要更少。如果中国更多大城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宽落户，这部分人口的消费水平将显著增长，我认为这将能够使中国GDP的年增长率上升1—2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这一措施不需要支付额外成本，还会显著刺激生产力的提升。

环球时报：在中国，户口不仅是经济问题，还牵涉到社会关切。您认为进一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是可行的吗？

黄育川：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释放出了向这个方向走的信号。在最近中国政府发布的不少发展计划和改革措施中，都提到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改革速度可以更快一些，因为在过去10年，户口问题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还不太明显，这个时期大量人口流入大城市，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自然会增加消费，哪怕他们并没有户口。而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已基本完成，不会再有像过去那样大规模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因此，要做的就是扩大已经在城市里居住的人口的消费。

环球时报：您认为还能通过哪些措施释放中国增长潜力？

黄育川：一是对国家投资分配的调整。从1997年至2005年，我在中国生活，当时中国政府投资大约有2/3投入到沿海省份，1/3被投入到内陆省份。后来，由于中国要大力发展西部地区，更多的资金开始流入内陆省份。今天流入中国内陆省份的投资已约占国家投资总额的2/3，流向沿海和中部省份的国家投资只有1/3，与2000年之前正好相反。

过去15—20年里，中国国家投资向西部倾斜的决定是有一定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因为中国需要解决西部的贫困，缓解地区发展不均。不过，今天中国面临的情况和过去15年又有所不同了，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在内陆省份的投资回报率比在沿海和中部省份的投资回报率低40%。如果中国对国家投资流向稍作平衡调整，相信能再使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增加1%。

二是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资金支持的调整。目前，中国的国企资产回报率只是私营企业资产回报率的一半左右。当然，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国企属于战略领域，对于这部分国企，应该继续提供资金支持它们的发展，但对一部分不涉及战略价值的国企，可以把原本提供给它们的一部分资金用来支持效率更高的私营企业。

环球时报：过去10多年里，新兴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全球经济发展。您认为未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还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吗？

黄育川：从2007年到2020年，新兴经济体的表现非常出色，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增长速度很快。未来新兴经济体能否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中欧关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欧洲是高端消费品生产国，而美国不太生产消费品，欧洲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系要更加紧密。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良好，欧洲一般也会有不错的经济表现。因此，全球经济的前景如何和中欧经济联系能否加强密切相关。一些人担心政治因素，但我的看法是，欧洲最终不会这样做，而且由于他们正在失去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他们需要中国等更多的市场。